王苗，著名摄影家，四月影会创始人之一。

1951年出生於北京，与许多同龄人一样经历过“动乱的年代”

上过山，下过乡，当过农民

自学摄影，1972年走进专业摄影的大门

曾在文物出版社当过摄影

在中国新闻社做摄影记者

参与创办民间摄影团体“四月影会”、“当代摄影沙龙”任“当代摄影学会”秘书长、副主席

现为世界华人摄影联盟主席，

台湾《旅读中国》杂志出品人。

 “中国摄影家协会”理事

香港中国旅游出版社副社长、总编辑

曾任《华夏人文地理》杂志主编

1986年在香港举办《我眼中的西藏》摄影展

1987年在美国加州举办《川藏行》摄影展

1988年在台北举办 《中国影家系列展：王苗个人作品展》

2006年在北京举办《野外拾回的小诗》摄影展

出版个人摄影集《敦煌飞天》、《西藏神秘的高原》、《野外拾回的小诗》和《重走马可.波罗之路》、《世间人》、《穿越时空的影像人生》

策划组织并编辑出版了大型画册《香港回归日》、《澳门回归日》、《世纪之交》和《两岸四地摄影家合拍台湾、北京、上海、浙江、山东、贵卅、云南、西藏、吉林、青海二十四小时》等。

访谈 | 王苗  

编辑 | 黎立

通过访谈回顾摄影家们的创作与经历，再现他们镜头下的高光时刻。本期特邀主持人为“世界华人摄影联盟主席”王苗，对话嘉宾为著名摄影家解海龙。

我的照片张张眼睛都是亮的，我拍一个孩子，他上学了，就等于我获奖了，为了给自己打气，我把专题名改为“托起明天的太阳”，这个时候突然感觉到我的拍摄是神圣的

王苗：海龙，咱俩可是老熟人了。

解海龙：是啊，今儿跟您一块聊聊天。

王苗：咱这一帮人一块出去，向大家介绍的时候，从来都是“这是拍《大眼睛》的那摄影师”。

解海龙：是，你们老把我往前推。

请别再提“大眼睛”

王苗：一说《大眼睛》，全国人民都知道呀。

解海龙：上次“重走长征路”，王文澜是团长，给我也安排了一个“官职”，让我做“政委”，负责“开路”。走到哪儿，人家出来一接见，赶紧说“这是我们拍《大眼睛》的那个摄影师”，人家说“吃饭吃饭吃饭”，好，饭钱省了，走到哪儿都是一说我，就“吃饭”。

结果有一天碰见某地宣传部的部长，说“部长您好，这就是我们《大眼睛》的摄影师”，部长问“哪个大眼睛”？“希望工程！”“哪个希望工程”？人家不知道啊。这下一帮人傻了，今天咱们自己掏钱吧。

第二天一大早，部长就来了，说“实在抱歉，昨天我来您这儿的时候，我喝多了，太失礼了，郑重道歉”。我说“我也不愿意老让人说这个”。

王苗：干嘛不愿意让人说？

解海龙：我有一篇文章就是说“请别再提大眼睛 ”，那段时间经常有人对我说，你一辈子干成这么一件事，足矣。我听了心里特别温暖。也有一些人说你不能就吃这一张，你这一辈子“吃孩子啊”……我听了心里挺不舒服的，赶紧跟大家说别再提“大眼睛”了，我要归零，我就是一个业余摄影爱好者。

我这一辈子从接触相机到现在也有50多年了，从业余到半专业，在崇文区文化馆工作时就属于半业余半专业。然后到了报社就算是专业了，再后来调到摄影家协会，又属于半专业半业余了，那地方叫文化管理，不鼓励你去拍照片。

王苗：你拍“希望工程”《大眼睛》的时候，是在文化馆还是到了《中国青年报》？

解海龙：现在都说《中国青年报》摄影记者解海龙，在20世纪80年代末……其实那时候我还在文化馆。

亲历“四五运动”

王苗：怎么想起来去拍这个呢？

解海龙：要说我学摄影，还真的是受你们“四月影会”那些人的影响。那时我从部队退伍回到工厂，算是业余爱好者。

王苗：我知道你在海军，潜艇上的？

解海龙：不是，就是水雷兵。回到工厂后，我就决定还是要把摄影学好，但又不知道有哪些人是学习的榜样。

王苗：什么资料都看不见。

解海龙：看不见。我们这波人上学就没有上过几年，初中二年级都没上完。

王苗：咱俩是同年的，那你应该是老初二。

解海龙：老初二。

王苗：我是老初三，我比你高一届。

解海龙：那您6岁半上的学。

王苗：对，我上得早。咱俩都是1951年的，赶上文革了。

解海龙：那时候“批林批孔”，天天喊口号，后来到了1976年1月，周恩来去世了，十里长街送总理。那时感觉很压抑，厂里天天让我们拿一根棍子保护自己的工厂，你刚要拿相机，“别动”！上面有规定，这是厂里的，不许动。就这样，我干脆练起了快板书，弄了一录音机对着练，天天用快板“批林批孔”。

到了3月底，大家都说有人在天安门悼念周总理，我离广场只有2.5公里。

王苗：这么近。

解海龙：我在崇文门，我往天安门跑了两趟，眼瞅着人多了起来，还有人举着北重的那个大花圈，钢焊的。

王苗：你那会儿照成相了吗？

解海龙：我没有相机，看着那些拿相机的人我着急啊！广场上得有十几万人，但是有相机的人不到几十个。

1976年，“四五运动”时的天安门广场。摄影/王苗

王苗：我那时在故宫里工作，我就拿着照相机……

解海龙：你就在那儿开始拍了吧。没有相机怎么办？我就抄诗词，天天抄，回来后就想要是自己有个相机该多好。

第一台照相机

王苗：我可听说你的第一台相机是你卖血买的。

解海龙：我就是因为在1979年看了你们拍的片子，被震惊到了，原来摄影竟然有这么大的魅力。那时候就天天打听，知道您，王志平、王立平、李晓斌、罗小韵、吴鹏、金伯宏，还有李英杰、吕小中他们。后来我就听说“四月影会”在中山公园里面办展览，我记得是3分的门票。

王苗：对，3分钱。

解海龙：其中1分钱是给“四月影会”作为经费的，在不到100平方米的小地方，人头攒动，大家都瞪着眼睛，特别严峻的眼神，恨不得贴着照片去看。

回来我就跟别人讲，我说你们快去看吧，那个展览太震撼了。并开始琢磨自己真得有个相机。

那年是1979年，我的孩子刚1岁。我对媳妇儿说看看哪些不用的东西，把它卖了。她说有什么可卖的呢？我看了看说有一块手表，把它卖了吧。

她说干嘛？我说我想买个相机，她说这不是吃饱了撑的吗？这个时候谁买相机啊？买电视机多棒，买一电视机全院的人都能看。我说那个展览太感人了，她说你还等着以后再来一个“四五运动”？

王苗：您夫人真聪明。

解海龙：她说这一阵过去了，可能一切都正规了，你拍不了这个。突然间我脑子一转，我说咱孩子将来也得有个相册，从小到大，一岁一张，给孩子做个纪念也好啊。这时她突然问，你给孩子拍，我呢？我一听，有戏，我说那当然也给你拍，就这样她同意了。

补发工资和卖手表的钱凑在一起，买了一台海鸥203，买完后天天拍，每天拍完了就在自己的小房子里冲洗放，想着弄一大影集给媳妇儿看。

王苗：你这些宝贝现在都在？

解海龙：都在。

王苗：挺珍贵的。

解海龙：后来发现人家的片子都特实，我的片子怎么四面都虚，有人说你这镜头不行，放大机也不平，怎么也得买个像样的。

我就又跟家里商量，我说看来这点钱都得让我花了，我看上一个放大机，75块钱，二手的，东单三洋信托商店有卖的。媳妇儿说这钱你别惦记了，孩子1岁了，还没有一件像样的衣服，再说你这上班下班的，也得有件大衣……

我一有空就去商店蹲在玻璃柜前看那放大机。两个售货员嘀咕：“又来了，甭理他，他没钱”，我瞪他们一眼，心里想早晚我得把这放大机拿回家。

有一天路过东单，看见有人排长队，我走过去问，“你们这儿干嘛呢？”他们说“献血”，我问“给钱吗”？他说“义务献血不给钱”。

后来我又问“不给点补助”？旁边一个小伙子说：“我听说给22块5，还给三天假，可以拿那个钱买点鸡蛋，买点糖，回去补补身体”。我一听赶紧跟他商量，我说我替你献，你休三天假，但是你得拿棉签粘在胳膊上去单位去，让单位的人知道你献完血回来了，你领到钱再给我。

就这样，我替他献了，那小伙子是半导体器件三厂的，我是十厂的，算是一个系统。他休完假回来，给我打一电话，他说你是不是那天献血的那个人？我说是我啊！他说“钱领到了，没想到，同仁医院给了22块5，我们单位还奖励了50块，我觉得自个收起来不合适，我把这钱都给你吧”。

王苗：这小伙子真不错。

解海龙：现在想想，那个时候的人太实在了，他把这72块5全给我了。

我拿着这笔钱，凑齐了75块，跑到商店把放大机拉回了家……

本想瞒天过海，媳妇儿说“你别编了”，我也只好承认自己献血了，她说“你喜欢我们不反对，但是你别瞒着。我说“我保证每个月拿出作品来”，然后我天天给她拍给她洗，也给儿子拍，他们也挺高兴。

拍了三个月，有人就说了，你这老给自己家人拍，这叫纪念照，不叫作品，你得给人家拍。我恍然大悟，拿着相机开始拍人家媳妇儿去了……

王苗：这挺逗的。

解海龙：没多长时间，我开始发表作品，第一张作品是贺延光帮我登在《北京青年报》的，标题叫“这里的夜幕静悄悄”，反映业余培训教室场景的。

每天当夜幕降临，来自四面八方的年轻人聚集在职工业余学校，补习文化知识。摄影/解海龙

我发现离生活越近的那些东西特别有趣，有一个片子不知道您记得不，就是有两辆自行车，一辆男车，一辆女车，一个车头朝那边，一个车头朝这边，像是两个人掰了。还有一张是一个亭子，底下是悬空的，上面正好露出一双脚，女孩儿的脚。

王苗：这个我有印象。

解海龙：那女孩儿的脚还踮着，我好奇怎么有这样的表现方式，后来我觉出中国的春天真的来了，拿起相机表现生活，一定要记录这个新的历史时期。

那个时候我爱看《大众摄影》，一到发行日就跑去报摊等着，买完就通读一遍，自己拍的也往那上面投稿。

广角摄影学会

王苗：我知道你们当年成立了“广角摄影学会”，聚集了一大帮子人。

解海龙：我们简称“广角”，基本上都是业余的。

王苗：反正都是爱好摄影的人。

解海龙：有电气焊工人，有文化公司卖书的，我是器件厂的，崔新华是生物制品研究所的。

王苗：但都是老北京，而且都在南城是吗？

解海龙：都是老北京，也不全在南城。“广角”它有一个宗旨：广泛的角度歌颂人民和祖国；广泛的角度反映现实的生活。就是说要把镜头对准现实生活，所以我们那帮人天天拍的都是胡同里、工厂里的一些事，社会街头的事。

王苗：我知道（刘）占崑也是你们那儿的。

解海龙：占崑是，他是我们“六友摄影小组”的一员，他原来是六建公司的油漆工。

王苗：后来成为大名鼎鼎的体育摄影记者、时尚摄影师。

解海龙：对，他也是铆足了一股子劲儿，想要学出来。我们当时在工厂里都很优秀，一心想学一门本领，都说三十而立，如果什么都不会，一辈子就完了。

王苗：所以说都爱上摄影了。

解海龙：“广角”那时候给我们的帮助特别特别大，贺延光也是“广角”的。

王苗：还有一个最关键的因素，碰上了这么一个伟大的时代。

解海龙：我们这批人要说起来就是因为赶上好时代。虽然现在也不能说拍不出片子来，但每个时期都有每个时期的特点，有人说我们若是赶上抗美援朝、赶上解放战争时期多棒，其实不是那么回事，只要你把镜头对准自己的那个时代，留下真实的片子，就足够了。

为什么我们特别喜欢“四月影会”那些片子，包括跟我们比较远的罗小韵、李晓斌，虽说我们这些人未必入他们法眼，但是我们确实是特别信服他们，毕竟他们是我们的老师，是我们的前辈。

王苗：不应该那么说，其实现在回过头来再看我们那个时代的某些作品，自己都觉得有点稚嫩、可笑。

咱们说回来，你是怎么走向拍“希望工程”这个重大题材的？

令人喜不如令人思

解海龙：1984年国庆，我有三张作品获奖，我突然感觉到，获奖它是有规律、有技巧的，首先内容是第一位，主题要鲜明，再加上技术上用得好，比如说用光、构图、景深、色彩、影调、瞬间等等。

王苗：关键是题材。

解海龙：形式是为内容服务的，摄影是独立的思考，独立的观察，独立的去创作，最后起名字都是独立的，然后再传播出去。不是逛庙会，也不是赶集，现在有点乱腾，会出现成百上千的人都拿着相机去拍同一个事。

在我得了三四百个奖杯、奖状的时候，我就把文化馆的刘加瑞老师请我们家去了，我说您能不能推荐我去报社工作？他说我给你推荐《人民日报》海外版吧，许涿在那儿。等找到许涿，他看了看说“不好办，因为你是工厂的，你要是干部，我们就要了”。

后来我又找到《大众电影》，也因为所属单位是集体所有制，没有调成。

王苗：有这个问题。

解海龙：回来后，刘老师上我们家，我说您看我这些片子都得了奖，本想让他表扬我几句，哪知道他说“你恐怕不太适合搞摄影”。

王苗：得了三四百个奖，还不适合？

解海龙：他说：“你得奖固然多，但是你没有抓到一个根本的问题，你不觉得你得的这些奖都有点俗套吗？什么吹泡泡、捡垃圾，也能得奖，这都是五讲四美三热爱，就跟图解、刷标语没什么两样。摄影是什么？摄影是独立反映一种思想，你把你内心深处对社会的感悟拿出来让别人看看，能不能跟你形成共识。你的这些片子都太平了，送你一句话——凡是甜甜美美的，都是令人喜，令人喜不如令人思。给你几本书回去看看”。

王苗：你这老师真有水平。

解海龙：他给我拿了几本书，还介绍了作者是哪个国家的，拍摄的题材是想告诉读者什么……

我把他说的这番话，听到心里去了。此后，我跑到国子监里的图书馆，办了图书证，每个礼拜天都去读书，看着看着我就看到社会上关注的一些现象和问题，从那个时候我就开始关注儿童了。

1988年，我的孩子10岁了，在我接送孩子时，发现很多班级里都有不少胖墩墩的孩子。有一天，我跟老师说：“老师，散操以后，您给我点时间，我要拍张照片。”老师知道我是学生家长，愉快地答应了。

散操后，我跟孩子们说咱们踢一会球吧，这帮孩子跑不动，追不上……等我跟他们混熟了，我说：“好了好了，都过来”，我给你们拍张照片。

这些胖墩儿互相一看都会意地笑了，我赶紧拍了下来。我给这张照片写的图片说明是：“ 笑在宝贝脸上，忧在父母心中 ，在北京法华寺小学的四个班级里，竟有这么多小胖子，他们当中最小的7岁半，体重42公斤，最大的10岁，体重56公斤，像这样发育不正常的小胖子，全国知多少？”

老师说令人喜不如令人思，这个问题谁要关注？家长要关注，老师要关注，社会要关注，从三方面关心孩子的健康。这张照片刚一发表，沈延太就把片子拿走了，刊登在《中国妇女》英文版上。后来又被日本媒体转载了，还给我寄来了书。

原来摄影作品要反映社会问题。我记得电影《红楼梦》里，林黛玉要死了，这边贾宝玉要结婚，那种反差对比，戏剧性突出。你看，孩子们这么胖，你让他们都皱着眉头也不好看，反而不如抓拍他们笑的瞬间，他们是无忧无虑的，但是忧在父母心中。

王苗：这就给了你启发。

解海龙：这片子不属于那种影调、色彩、构图、形式感特强的，但是它说的是一个事儿。

王苗：能够提出问题，解决问题。

他山之石

解海龙：提出问题，让大家关注这个问题。

再后来出现两个人对我触动也很大。一个是徐勇，也是“广角”的会员，他推出了一系列胡同的片子。

王苗：北京胡同。

解海龙：他说北京的胡同如果不去记录，将来就全没了，全拆光了，这是在给国家留下档案啊。

另一个人就是记录安徽凤阳小岗村的汪强，他比我还小几岁，是当地的一个摄影爱好者。他拿着一摞照片到北京来找我，我当时在文化馆。他说早就知道您，经常看见您的作品，说我有一堆片子让您给看看，指导指导。

我说我也不太懂，但像你这片子哪张都发表不了，画面不美，影调也不讲究，片子是给人看的，你得尊重作品，尊重自己。

他说我的作品就是记录我们小岗村的，我从70年代就拍，拍了十年了，拍了村民要饭的，拍了大包干、按手印等等。我一听兴趣就来了，我说你这事大了，我们给你办展览。

1978年底，小岗村生产队农民偷偷开“黑会”，实行了农业生产大包干，口号为“交足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由此拉开了中国农业改革的序幕。摄影/汪强

1980年春，在外逃荒的凤阳县小溪流河农民在火车站乘车返乡参加农业生产。摄影/汪强

他问多少钱呢？我说我不要你钱，而且我再跟我们摄影组的两个同事说一下，叫他们一块帮着你。我们三个人，崔新华负责编前言，发请柬，张左洗照片，放大，布展，我负责联络，邀请嘉宾来看，搞外联。

汪强听了特别兴奋，回家买了三个墨镜作为礼品，他说他们那儿出墨镜，也没别的，给你们仨留个纪念。

王苗：那个时候戴墨镜很时髦的。

解海龙：我们一起就把这展览给布置起来了，没想到开幕那天，万里来了，温家宝来了，还有扶贫办的项南也来了。

后来我才知道，万里当过安徽省委书记，在安徽凤阳推行大包干的路子，逐渐过渡到联产承包责任制。那时候还不敢在全国铺开，得先试点。而这个叫汪强的小伙子一直在记录小岗村的变化。

王苗：真的不容易。

解海龙：汪强的题目叫“汪强十年说凤阳”。他用影像给大家说凤阳。

王苗：这小伙子现在怎么样？

解海龙：后来他就出名了，在北京办了大型展览，数十家全国大报刊发，中央电视台播出，《人民日报》发了整版。崔永元也在《实话实说》里采访了他。

王苗：那也有你们的功劳，是你们把他推出来的。

解海龙：算是我们帮了他一把吧。

王苗：但是对你也有启发。

解海龙：一下子给我启发了，不是说你跑完全国就是摄影家了。

王苗：不是一定要上西藏、上新疆……

解海龙：比如汪强他就是坚持十年扎根小岗村，挨家挨户进去，把各个历史阶段拍下来，到后来那些要饭的全回来了，而且还办起了敬老院、托儿所、学校，小岗村成为农村改革的一个标杆。

原来摄影不一定要行万里路，但一定要读书，在自己熟悉、方便的那块地方同样能有收获。我喜欢一句话，就是“十里之内必有大片”，所谓的大片就是你能找到你的关注点，然后去你力所能及的地方拍摄。

王苗：是的，拍熟悉和关注的。

确认教育选题

解海龙：虽然知道了这个道理，但一时还找不到主题。有一天偶然看了一本关于教育问题的书，感觉到教育是个大问题。为什么中国在上世纪80年代还这么穷？整个国民素质还比较低，10亿中国人中竟然有2亿人是文盲。

通过阅读，我了解到那时世界上共有60多亿人，其中有8亿文盲，中国就有2亿，相当于世界上每四个文盲当中就有一个是中国人。另外，中国的在校学生，从小学初中高中大学研究生博士生全算上是2.2亿，尽管国家在教育方面投入的资金是很大的，但配置到各个地方依旧是杯水车薪，尤其是农村，一个孩子一年下来都分不到10块钱，有的地方连老师的工资都不够，粉笔都买不起，更别说电灯，有的学校即使有拉电线有电灯泡，但却买不起电。

一系列的事，我就开始找根源，这里面有地理环境的问题，西部就是不如东部，山区、老区、国家级贫困县就更艰难。还有一些地区存在严重的重男轻女的观念问题，男孩儿上学，女孩儿不上。人均收入就更甭提了，人均年收入都到不了500块钱。

王苗：这是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那时候中国的农村真的非常贫困。

1991年5月，山东省平邑县。毛可凤同学功课很好，可一到缴学杂费全家便犯了愁。摄影/解海龙

1991年9月，陕西省绥德县国子沟村教学点，这是一个最小的民办教学点，代课老师仍坚守“阵地”，一块简易木板充当教学黑板。摄影/解海龙

解海龙：就是啊，我现在还经常去农村，走村入户，我问他们去年一年收入多少钱，脱贫了没有？他们说我们今年必须脱贫。我找当地的干部了解今年的标准是什么？

王苗：真正深入一线。

解海龙：习近平总书记视察过的地方，我也有挨家挨户去问他们今年收入如何？他们说我们人均收入必须达标。

王苗：必须达标。

解海龙：我问村干部你们要达不到标准咋办？达不到我们就没法干了，全都得退下来，这是下了军令状的。我说现在怎么样？他说现在老百姓特别特别给力。

王苗：等于你从那时开始关注扶贫、关注农村教育了。

解海龙：我就天天关注这些事。

王苗：然后去找拍“希望工程”了？

解海龙：那个时候还没有“希望工程”。1986年两会，颁布了义务教育法，不上学就犯法了？我不太懂。后来说“对，如果你的孩子到上学的年龄不上学，那家长犯法”。

王苗：1986年。

解海龙：看来要动真格的了，国家在这个方面立法了。

如果学校不让残疾孩子上学，那就告它，校长就会被问责。所以我一看，中国有希望了，然后又看了好多书，想知道中国到底哪些地方有读书难的问题。

王苗：大别山区？！

解海龙：我想中国的摄影史离不开中国革命史，革命老区留下好多影像，你看大别山、鄂豫皖、晋察冀、沂蒙山区，凡是这些地方都有故事，而且这些地方都是贫困区。

我买了张地图，往墙上一挂，先了解哪些地方是贫困县。那时中国有2850个县，其中有400个县是省级或国家级贫困县，特别贫困县有300个。

就这样我确定了自己的题目——20世纪末中国农村基础教育现状考察纪实。然后我就去了河北、陕北、浙江等地。

时间来到1989年，一位老同志曾对我说：“海龙，不要光拍贫困的，要客观反映，真实才是生命，好的要拍，差一点的也要拍，这样你才能如实地提供一些档案”。我说“我明白了”。老同志是在点拨我千万别专拍不好的。

后来，我去了华东师范大学，也去了深圳的一些学校，但始终感觉自己没有那精力，也没那钱，我是自费拍摄，老去大城市，住宿费都花不起，我说那些片子有人拍，我更想拍农村里渴望读书的孩子。

1994年4月，安徽省临泉县城关镇刘老庙村的刘小环（11岁）为了能上学，去窑厂背砖坯赚钱。摄影/解海龙

王苗：这个时候慢慢地明确了方向。

解海龙：别人下海了，我却钻大山里去了。

王苗：人家奔广东去了。

解海龙：我在墙上的地图中画了40个圈，大别山区的6个县，包括湖北的罗田和红安，河南的新县和商城，安徽的金寨县和六安。

王苗：“大眼睛”就是在金寨拍的。

解海龙：对，安徽金寨。我之所以瞄准大别山，就因为我看了很多的历史故事，比如刘邓大军在大别山，比如老百姓怎么支持革命等等。

王苗：那个地方真是革命老区。

解海龙：如果老区先烈们的子孙后代，现在连学都上不了，那我们真是愧对先烈，所以我就想着去看看他们现在是什么情况。

当我走进大别山的时候，我真的就看到了一个80多岁的老奶奶，她是老红军的遗孀，带着10岁的孙子，在河边拿着锤子砸鹅卵石，她说砸碎后，有人就拿车拉走铺路去，一天能砸几十个鹅卵石。真的是一分一分地挣，给孩子挣上学的钱，看着看着，我眼泪就下来了。

王苗：老区人民真不容易。

解海龙：我想我们这个国家不能对不起那些先烈，首先应该考虑的是让这些孩子有学上。

过去我喜欢的是艺术摄影，现在我喜欢纪实摄影，我所拍摄的每张照片都是替农家的孩子喊一声“我要上学”！

明确了方向，我就不奔着获奖去了，我拍一个孩子，他上学了，就等于我获奖了，这个时候突然感觉到我的拍摄是神圣的。

也有人说，“土老破旧，老少边穷”这不是主旋律。我说“我拍的都是孩子的眼睛，怎么就不是主旋律？虽然艰苦，但是他们渴望读书，这个精神是我追求的”。

我在日记本里写上郑板桥的诗——“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如果有人说我别有所图，或者说对社会主义不满，我告诉你我的照片张张眼睛都是亮的。我有了这份心，我要做的事，我认为对，我就坚持。

为了给自己打气，我把专题名改为“托起明天的太阳”。

王苗：用我们的双手，托起明天的太阳，你开始在这些贫困山区里拍。

捕捉“大眼睛”

解海龙：我这里面有好多作品，全都是拍的这六个县。

王苗：都是那个时代的，这张照片大家都知道，这是“大眼睛”苏明娟，家喻户晓的。

1991年4月，就读于安徽省金寨县三合乡中心小学的苏明娟（“大眼睛”8岁）每天往返24里山路去上学。摄影/解海龙

解海龙：现在还有人问我，你是不是装大老虎吓唬人家，我说你以为我是哄孩子玩呢？实际上我拍这张照片的那个早上，看见乡间的小路上走着五个孩子，我就跟着，想看看他们离学校有多远。

我跟在后边先拍了他们的背影，到了教室，当这孩子一抬头，突然间看见我的镜头对着她的时候，她一愣，出现那种惊恐状。实际上我就要这种感觉，我们都知道摄影一定要客观记录，尽量不让被拍者发现，这样拍的才真实自然。

我有意识让照片里人物的眼神和读者的眼神形成对视，一双与亿万人心灵对话的大眼睛。她看着你的时候你是什么感觉，你是不是不由自主地觉得应该帮她。

假若你是一个艺人，你是一个企业家，你是一个名人，面对这双眼睛你是什么态度？后来好多名家给我写来观后感，像倪萍说：“我好像感觉她在质问我——阿姨，怎么您家的孩子生下来就能坐飞机，我们连饭都吃不上了呢？”所以倪萍立即就捐款了，还带动身边亲朋好友都献爱心。

还有《中国妇女报》的何东，他说：“有时候出去采访，偶尔受访单位也给点'车马费'，有一天突然间看见大眼睛，就没敢再收。感觉小姑娘在质问——叔叔，你们当记者怎么还能够拿红包呢？”他就开始反思自己的那种心态和行为。

通过这些反馈，我才知道这双眼睛对人们有那么大的触动。

王苗：你这张是用长镜头拍的吗？

解海龙：焦距在80左右。

王苗：离她很近？

解海龙：对。我本想再拍一张横构图的，结果快门摁不下去了，赶紧出来看相机，我说坏了，底片编号显示写着37，原来是最后一张拍下了“大眼睛”，还好让我抢着了。

回到单位，我给文化馆的领导看完了，馆长掏钱捐款，再给局长看，局长也捐款，那时候捐款50块钱就很给力了。

王苗：那当然了。

解海龙：再后来，我有意识地拿去给我爱人看。她说看了以后，心里边有一种直逼你心灵的感觉，让你不得不想我该怎么做才对得起他们。

但是我们家也没钱，我把钱都拿去拍摄了，然后我媳妇找出过去的毛衣、军装，洗干净，叠好了，包成一大包给苏明娟寄去。

五年后，我又找到苏明娟家，她竟然把那包打开给我看，我说你怎么不穿呀？她说这些衣服在课堂上穿有些不合适。所以有些东西你给他们寄了，她只能是放在那儿，没有扔弃，这也挺感人的。

捧起的希望

王苗：海龙，我知道你去年10月出了这本书，叫《捧起的希望》，同时办影展，展览和书的首发式我都去了，杨浪给你当主持人。

解海龙：那天天气特别冷。

王苗：但我们感觉很热情、很温暖。而且特别让人感动的是你把“大鼻涕”“小光头”请来了，在现场他们跟你讲的那些话特别感人。

1991年4月，河南省新县八里畈乡王里河小学的胡善辉（“大鼻涕” 8岁）在大声朗读课文。摄影/解海龙

1991年4月，安徽省金寨县南溪镇查畈村。中国每年有100万个像张天翼（“小光头” 7岁）一样聪明可爱的孩子因贫困而失学，“我想上学”是他们共同的愿望。摄影/解海龙

2005年5月，三位“希望工程”代言人（左起“大眼睛”“大鼻涕”“小光头”）14年后在北京团聚，并在天安门广场留影。摄影/解海龙

解海龙：好多事我后来都不知道。比如说张左帮我洗照片，洗完照片后又管我要走了这些孩子地址。

王苗：他给孩子寄钱过去？！

解海龙：他给这个孩子（梁清华）寄了十年的钱，后来这孩子大学毕业了，我追踪报道的时候，我问她你这些年是怎么过来的？她说那年您拍完照片走了，后来有人就给我们家寄钱了，我一直在上学，再后来我考上了大学，可是这叔叔我一直没见过，我问他叫什么？她说叫张左。

王苗：这是你哥儿们啊！

解海龙：他就是给我冲洗照片的人。

后来，我急着跑去问张左，我说这些年你有没有背着我干过什么事，我不知道的？他就慌了，他说您指的是哪方面？我提一个人名，叫梁清华，他一下就想起来了，他说是河北省滦平县拉海沟乡大店子村烤火的小女孩。

王苗：那张照片，有个炉子，几个小姑娘，冬天特别冷，在课堂里头是吧？是另外一个“大眼睛”……

这张是“大鼻涕”吧？！

解海龙：是，“大鼻涕”当了兵，他现在是高铁系统的劳模，在济南高铁工作。

你看，这个特别低的小棚子，烟筒也是破的，现在中国你再找这样的学校是绝对找不到了，全都给改造好了。那天是零下20多摄氏度，马上就到年关了，我家里边养着一大盆龟背竹，因降温冻死了。我脑子里就想，北方的孩子他们怎么过？第二天早上我带上一大批棉手套，从东直门坐了五个小时的长途汽车就去了河北滦平县，这也是国家级贫困县。

等我到了这个学校的时候，孩子们哈着手，跺着脚，小手冻得通红。老师喊“烤烤手”，孩子们“呼啦”跑上前，烤完了后再接着上课。

王苗：这是他们当时的课堂。

1991年12月的某个冬日，气温骤降至零下20摄氏度，在河北省滦平县拉海沟乡大店子村小学课堂上，孩子们烤烤冻僵的小手继续上课。摄影/解海龙

解海龙：对。这个孩子是残疾人，他腿有毛病，下不来。烤火的这个小女孩就是梁清华。

不要再写什么寒冬，什么夙愿，明天什么的，富有文学色彩的就都不要，我就写的是“这里的孩子在严冬时节就烤会儿冻僵的小手，然后再继续上课”，只写时间、地点最基本的信息。

这张照片很快在国内发表了，大家积极捐款，当然更多的钱都捐给团中央的青少年发展基金会了。

王苗：那时候还不叫“希望工程”。

走进“希望工程”

解海龙：1989年成立了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先起名为“春雨计划”“春苗行动”，大家你一言我一语，有人说教育是十年树木百年树人，现在是20世纪80年代，到本世纪末，我们国家一定要消除贫困，基本解决九年义务教育，让全国的孩子都有学上。

到了1989年10月30日，最后确定了“希望工程”这个名称，它不是一个活动、一个行动，而是一个跨世纪的工程，很长一段时间都要做这件事情。

我在王府井看见有那么一块黑板，上面写着“朋友，让我们每天少抽一支烟，少喝一杯酒，节约一元钱，帮助一少年”，落款写的是“共青团中央宣”。我走过去问你们是哪儿的？他说我们是团中央的，今天是学雷锋日，我们上街来做宣传。我说我就是拍这个照片的作者，那张是我1987年拍到的老师背着孩子教书的照片。

就这样我成为了“希望工程”的志愿者。

王苗：那“大眼睛”是什么时候拍的？

解海龙：1991年。

王苗：这可是“希望工程”最具代表性的一张作品。

解海龙：对，那年拍完以后，马上刊发在《人民日报》和《人民日报·海外版》，还有《中国日报》三家媒体上。并开始酝酿搞一个“百万爱心大行动”，还把当时中央领导的题词集中起来，再加上我的照片，在《人民日报》上，从此，“希望工程”这一公益活动便席卷全国，深入人心。

1994年1月，解海龙个人影展在人民大会堂展出。摄影／张左

王苗：在很短的时间里，全国的捐款就来了。

解海龙：从1989年到1991年一年半的时间，收到了1200万元。“百万爱心大行动”一经推出，全国上下奉献爱心，仅八个月就募捐到1个亿。

王苗：后来达到了上百亿元。

解海龙：到2020年底是170多亿元。

王苗：我在你的书里面，还看到邓小平邓老爷子亲自给“希望工程”题的字。

解海龙：小平同志非常关注“希望工程”。

在“希望工程”初期，我就准备出书，我在两会上碰见了邓榕，知道她是小平同志的女儿。

王苗：她当时在人大。

解海龙：我找到邓榕，给她看了一些照片，她说这都是农村孩子上学的事，我说是的，我拍了这些片子，将来想出本书，您能不能跟小平同志说一下，请他题几个字勉励我们。

后来想想我那时也很冒昧，结果邓榕说你把这些照片给我吧，就拿走了。此后我就天天盼着，许久都没动静。

最后我也不好意思了，跑去一问，她说小平同志最近身体不太好，但是有人找过他，他写了四个字，就是“希望工程”四个大字。

（资料图）小平同志为“希望工程”题字。

一个老共产党员的捐款

王苗：那四个大字是小平的字！

解海龙：小平同志还让两个解放军战士送钱去了，先送了3000块钱，工作人员说您留下名字吧，两人互相看了一眼，说就写“一个老共产党员”。

晚上基金会开会通报情况，说今儿来了两个解放军战士，捐了3000块钱，落款是“一个老共产党员”，领导说这可不行，我们每一笔款项后边都应该属实名，这是对我们的一种监督。

随着宣传力度越来越大，小平同志全家响应捐款。小平同志说你们再去的时候再给我捐2000块，第二次又捐了2000块钱。

王苗：我跟邓榕是好朋友，邓榕在我们家里说起这个事，说那个时候他们回家后，第一句话都是“你捐多少，你捐了没有”，然后还叫她的女儿羊羊到“希望工程”当志愿者。

解海龙：羊羊叫卓玥吧。

王苗：对，卓玥，小名叫羊羊。

解海龙：我见过她，暑假期间她在青基会当义工，做志愿者。有一次我去青基会，办公室的宣传干事说“给你介绍一个小名人”。他说这孩子是小平同志的外孙女，“你知道邓小平浇花、浇树，站旁边的就是她”。

那孩子赶紧站起来说“叔叔好”，特别有礼貌。宣传干事说“还不送本书”，我就在大画册扉页写上邓榕的名字，卓玥说“谢谢”，鞠个躬，就把书拿走了。

卓玥回家就拿书给她妈妈看，邓榕看见写着自己的名字，特高兴。她说，“这个事我知道”，因为封面迟迟没有等到小平同志的题字，就改成了一个背砖的小女孩。

王苗：对，我知道那张照片。

解海龙：她每天上学要背砖，就是为了挣上学的钱。我问她“你为什么要这样”？她说“我要上学”，后来我就让她把“我要上学”这四个字写下来。

特别巧在哪？有一天邓琳也看到这本书，她跟邓榕说，“这本书我拿走了”，邓榕说“这写的我的名字呢”。

王苗：这故事就来了。

解海龙：邓榕说“要不你让卓玥再去要一本”。结果第二天早上我就接到宣传干事的电话，说你今天还得来一趟。

我去了以后，他说再写一个名字，写邓琳，人家大姐也想要一本。后来我才知道他们全家多次关注这个事儿，多次捐款。

而且在“希望工程”初期的时候，团中央还有些打鼓，担心反映教育问题过多。

王苗：好像反映教育工作不力。

解海龙：这本是教委的事儿，团中央盖了几所学校之后，就说得那么大。后来小平同志说这不一样，国家教委那是国家的钱，团中央募捐的是社会上老百姓的钱，老百姓的钱就是集万民之力，兴千秋大业。老百姓的那点钱容易吗？但是人家都肯拿出来支持政府早日实现九年义务教育。你看这话定位就定在这儿了，所以我们都来支持“希望工程”，而且小平同志还亲自跟分管教育的李铁映说，以后各级领导都要支持“希望工程”。

得到这个消息时我在外边，是《文汇报》的人给我转达了这条邓小平同志的讲话。都要支持“希望工程”，就这一句话，我就像吃了一颗定心丸，走到哪儿都是理直气壮地干这个事。

1993年11月，河南省新县陡山河乡的希望小学是“希望工程”援建的第三所小学。建校三年来升学率年年达100%。摄影/解海龙

从金寨到红安

王苗：可是在这过程中间，我记得你曾经在一个学校还有被打的经历，他们觉得你是拍社会的阴暗面，让人追着给打了。

解海龙：我在安徽金寨收获满满，而且一路拍一路哭。下一站要到湖北的罗田县和红安县，红安是将军县，革命年代牺牲了很多人。

从金寨到红安坐长途汽车要绕路两天，所以我决定翻山走过去。

翻山的时候，遇到一个林场工人，倒水给我喝，听说我要去湖北，他就跟林场场长请假带我去红安。场长说“给你一天假，你把他送到那边，你再走回来”。

一去一回相当于他得走60公里，那时的人特别的朴实。结果没走出5里地，碰见一个十一二岁的小男孩，他夹着一把油布伞，就跟毛主席打的那伞似的。我就问他，你是哪的？他说我是湖北的，我说那你跑金寨干嘛来了？

王苗：到这儿上学？！

解海龙：不是。他说我姐姐嫁到这边了，她生小孩了，我妈让我给她送鸡蛋来。从湖北走30多公里，为了送五斤鸡蛋，送完后再走回去。

我赶紧跟林场的师傅说：“师傅，您回去吧，这小孩回湖北，我们就跟着他走就行了。”师傅说“那太好了”，就回去了，我们就跟着男孩一路走一路拍。

王苗：我记得这组照片。

从安徽金寨步行去湖北罗田县途中。供图/解海龙

解海龙与同行的摄影爱好者朱恩光（左一）在途中合影留念。供图/解海龙

解海龙：翻过山到了九资河，男孩说那里就是政府办公的地方。门卫问我从哪来的，我说北京来的，是一个孩子领着我们从金寨走过来的。原想请这个孩子吃饭，一回头，那孩子已经走了有200米远。好不容易把他追上了，才知道路过他家那儿，他没说那是他家，一直把我们送到政府门口，他才走回去。

我说“吃完饭再走”，他说“叔叔不用了，把您送到这儿了，我就放心了”，然后孩子就说“再见”，就走了。这一路，大人也好，孩子也好，都朴实、善良啊！

王苗：哪里都是淳朴的乡民。

尴尬的冲突

解海龙：讲了那么多的好人，也遇到过尴尬。到湖北红安的时候下着大雨，即便这样，我也一定要到学校去。一进学校，看见教室的窗户开着，一盆一盆的水就往外泼，我想这屋子肯定是漏雨了，我赶紧把相机换上了20头，就冲进去了。一帮人在那儿泼水，应该说是第一时间拍到的。

王苗：在被打之前你还先拍了几张。

1991年4月，一场春雨造成湖北省红安县七里坪镇周七家小学教室一片泥泞，孩子们集中在前排继续上课。摄影/解海龙

解海龙：拍完后，一个女老师就进来了，说上课了。

王苗：你干嘛呢？

解海龙：她不理我，就说上课了，孩子们“呼啦”就跑到前面，我一看，上课也行。

王苗：这张也是特别典型的，都是广角拍的？

解海龙：是广角，20头，如果是标头就拍不了。当时我靠着墙，正拍着，突然闯进来一人，二话不说就抢相机，拉拽之中，我也急了，最后我拿脑袋把他给顶倒了。

我知道他当然是好人，但他误以为我是坏人，直接抢我相机，又要拿我的胶卷，我实在没有办法了，把他给顶倒了。

紧跟着又进来好几个人，大家把我围着，一个问你是哪儿的，来干嘛？第二个问你什么时候进来的？第三个问你为什么拍这样的照片？被我顶倒的这个人站起来一边擦着泥一边说：“我一看你就不是好人”。这种情况我实在是招架不住了，欲哭无泪啊……

我说走到哪儿我都受到尊重，有张下雪的照片，一进他们村，全村的人都在雪地里边站着，在那儿等着我，我还纳闷了，谁通知你们的？你们怎么知道我来了呢？他们说是你刚才在路上碰见的那个邮递员通知的。

王苗：邮递员递了话。

解海龙：我当时向他打听道来着。后来邮递员跟村里说，“有一个从北京来的拍照的，可能要拍你们学校”。村民就全出来了。

进村后，把我领到屋里，先让我烤火，校长朝几个男孩使眼色，不到20分钟，每个男孩都拿回来五六个鸡蛋，一个女老师迅速把鸡蛋汤弄好了，倒满了大缸子，校长就哭着说：“喝，我们也没别的，你都看到了，你喝一口。”然后我说“你喝吧”，他喝完后递给我，我喝完再递给下一个，就这么传着喝，但谁也不动筷子吃饭。

我说等我回去，只要找到钱，我第一时间给你们学校。那个校长捶胸顿足的地说，“我还当过兵，但是回到乡里，我也没能耐，我连教室窗户的玻璃都没有弄，只能在冬天拿点纸箱子给他们钉吧钉吧挡挡风”。我说“不是你没能耐，这个事哪能赖你，我们现在底子还薄，山区普遍都这样，不过很快就好了，国家越来越重视教育”。

哪想从村里去了学校，把我给打一顿，最后我拿出身份证明，他们看完了说“咱们是误会了，原来你是团中央来的”。

王苗：这个时候他们明白了。

解海龙：这时校长也急了，埋怨打人的老师，说他事先怎么就不问清楚呢？

我说你们拿我当坏人，说完我就走了。走了以后他们追上我不停地道歉，还提醒我，“这片子最好还是别发，对我们只有坏处没有好处”。

王苗：他们这“觉悟”还挺高的。

解海龙：我当时还真的就答应了。回家后我就觉得窝囊，我是为了帮助他们，结果挨了打，要是真的一不留神，他把我相机的胶卷给抽了，我就只剩故事，没有影像了，左思右想后，我觉得必须得发，我得用自己的方式“报复”他们。

王苗：你给他们捐了好多钱。

解海龙：我弄到两笔钱，都是一个人捐的，加在一块是42万港元，捐款人叫王华瑞。

我每次回到家第一件事就是喊儿子拿笔来。儿子问“爸，哪个县？你说我来圈”。我说一个县，儿子就在地图上给圈一个圈。第一年就去了12省28个县。

儿子问这次有故事没？我说这回有故事，挨打了。他说怎么还打您，您不是为他们吗？我说他们误解我了。

后来，我把这组照片在香港媒体上发表了，这事还引起了李嘉诚的关注。

李嘉诚的公司投资了一个亿，拍了100部小电影，整体就叫“知识改变命运”，其中有我一集。

王苗：还有这事？

解海龙：我的那集也很生动，五六个人上我家来采访，弄清楚“挨打事件”后，又找到这个学校去，给这所学校捐了42万港元。

王苗：后来你又去过这所学校吗？

解海龙：再去时，校长不敢给我打电话，就因为闹了那场误会。是黄冈市一家报纸的记者给我打电话，说“校方不好意思，委托我给您打电话，邀请您去剪彩”。那时候我已经到了《中国青年报》，我跟贺延光说人家请我去，延光说“去啊，主要拍他们现在的这种认识，对教育的认识，对上次冲突的认识，要把这个采访回来”。我特别兴奋，这是给我派的新任务。

等到了红安，看见学校盖得特漂亮。村民全来了，拎了酒，拎了肉，但就是没有见到打我的那个老师。他们告诉我“他调走了”，我问为什么？他们说当他拿到新校舍房间的钥匙，还有200块钱的补贴时，写了一封辞职报告，说自己不能拿这个钱，也不能在这所学校待了，说心里边受不了，因为把人给打了，然后回过头还享受人家带来的好处。

王苗：等于那次没见到他？

加拿大华人王华瑞老先生在报纸上见到红安县七里坪镇周七家小学的报道，捐资42万港元，建了一所现代化学校，十里八乡的孩子们都来此上学。1993年10月，解海龙再次来到周七家小学，记录下师生们的开心一刻。摄影／解海龙

解海龙：没见到他，但是我不死心，我一定要找到他。1998年抗洪的时候，我又去找了，打电话他也没接，我又走了。到了2001年，他突然给我来电话了，他问你认识我吗？我说太认识了，我找了你那么多年，咱们是有缘人啊，他说我全家人欢迎你到我这儿来。

然后我就去了，他换了一所学校，结了婚还有了孩子，3岁半了。全家人接待我，讲述了那个时候农村教育的基本现状，以及当时他是怎么想的，他看到新学校建成之后，十里八乡的孩子一批一批来这儿上学。他就提出来“我调走吧”，学校同意了他的请求。这个老师叫卢福新，后来我们成了好朋友，现在还有联系。

都市与农村的使者

王苗：海龙，我听你讲过这么多故事，我还清楚地记得三年前在青岛，咱们一块去“西海岸”讲课。

解海龙：您在第一排坐着一动不动。

王苗：听了一个钟头。

解海龙：还有何迪（王苗的先生）。

王苗：听你在台上滔滔不绝地讲，我们特别的感动。何迪说过去都拿你当小兄弟，爱听你讲故事，原来还有这么多的好故事，你花了几十年的时间，做了一件伟大的事情，可以说是记录史册的事情。

解海龙：后来这个事就越做越大了，不仅仅是拍照了，到处去把农村孩子的那份渴望带到大都市，甚至带到国外，然后又把国外的留学生、华人华侨的那份爱心带回农村，我就成为一个大都市和农村的使者，越干越有意思。

也有人说老干一件事干嘛，我说这件事还真的不好说哪一天我就放下了，因为每个时期的中国都有巨大的发展和变化。

王苗：前不久咱们在一起交流，你放了你最近编辑的一个短片。

解海龙：对，我新编的一个十多分钟的片子。

王苗：这个片子让我非常感动。你不光是记录当年贫困学生的状态，而且这些年你一直在反过来追踪记录，拍那些你曾经拍过的孩子，记录他们的成长，反映他们如何回馈社会。

解海龙：对，他们过去是受助者，现在他们转身为捐助人。

王苗：他们成为新的一代。

解海龙：记录孩子是怎么成长的，现在还有哪些问题。

王苗：对，而且你把整个的过程编成了一个完整的作品。

解海龙：对，这个片子有三个方面：一方面展现在初期时的那种渴望；第二部分是说在这几十年当中，党和政府，各级领导，解放军，社会各方面对“希望工程”的关爱、支持，对孩子们的这种爱心；第三部分谈变化，毕竟这些年农村基础教育发生了质的改变。

王苗：一晃30多年。

解海龙：我是1987年开始拍的第一张农村教育的片子。

王苗：34年，那么到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变化？

解海龙：“希望工程”30周年的时候，我在底下做了一些工作，专门给那些见过报的、受过资助的孩子们去电话，请他们把自己的感受都告诉我，才得知这些孩子们现在都在做着公益。

《中国青年报》用整版报道了他们的近况，他们有的是博士后，有的是全国或本系统劳模，有的在部队大熔炉熔炼了十三年，现在已经是高铁战线上雷锋学习组的工作人员……

这份报纸也送到了中央，中央领导还写了寄语，肯定了“希望工程”的工作，说这些年来扎扎实实为党做了一件有意义的事儿。寄望我们不仅要总结这30年，还要着眼于今后的30年，思考在新时期怎么做，一定要让山里的孩子感受到党和政府以及全社会对老区人民的这种关爱。这句话一下就把我点醒了。

不能光低头看，还得总结、思考。虽然我也是70岁的人了，但我现在还在坚持做一件事——“青年摄影师扶持计划”，每年从千余人里挑出100名青年摄影师，教授摄影知识，我选的这些年轻人大多都是英语六级的，希望他们能有全球视野。报名的人相当踊跃，最近因为疫情还加大了力度。另外，我们还成立了“大眼睛圆梦群”。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年的大日子，在鸟巢举办的庆祝活动中，巨大的LED屏幕上展映了我的四张作品，“大眼睛”最为突出。朋友们纷纷打电话给我表示祝贺。

我作为一名文艺工作者，拿着相机去体会老一辈摄影人给我们传承的，什么叫摄影？纪实摄影是什么概念？就是关注百姓，就是心疼百姓，你拍摄的东西就能成为国家的档案，你的作品就有了温度。

王苗：理解的，你做“扶持计划”和成立“圆梦群”也是为了延续和传承。

两头点燃的蜡烛

王苗：接下来我们再看几张片子，背着孩子上课的这张就很有温度，你是透过窗拍的？

解海龙：不是。这张是广西融水安泰乡小学，当时我推开教室门，蹲在门口，孩子们看见我了，老师没看见，她正领着孩子念“吹来了燕子，吹红了桃花”，突然间一抬头看见了我，顿时就急了。

王苗：有点不高兴。

1987年4月，广西壮族自治区融水县安太乡寨怀村小学的戴红英老师背着不满五个月的小女儿上课。摄影/解海龙

解海龙：她说干什么的？我赶紧站起来，我说我是从北京来的，她愣了一下，她说你拍照片干什么？我说看你们太辛苦了，背着孩子教书，我说老师是春蚕，老师是蜡烛。“你别这样好不好？我们这上课呢，请你出去”。

王苗：就把你轰了出去。

解海龙：我本想奉承两句，夸夸人家，结果老师就把我轰出来了。我不死心，我说我们干这行的就是要了解情况，老师是什么情况，孩子多大，然后我就又推门进去，她就不高兴了，把门关上了。

我一看不行了，走吧，我就跑到乡团委去了，我说我来拍农村基础教育，一个姓何的书记告诉我，说那老师姓戴，叫戴红英。

王苗：他把那个老师的名字告诉你了。

解海龙：说她爱人是乡小的校长，她十年来从不请假，即便是生老二，她连产假都没休够，又回来上课了。没有办法，太缺老师了。

我说我要城里人都看看农村的老师，他们是蜡烛，是两头点的蜡烛。何书记说你这话说得好，我们山里的老师就是两头点燃的蜡烛。

王苗：那时中国农村不光是孩子上不起学，另一个困难是农村特别缺老师。

解海龙：有一次我在陕北，溜进教室拍孩子们上课，老师把我截住问你干什么，我说我是北京来的，我想帮帮你们。“同学们，咱们欢迎这个老师，鼓掌”，我说：“别呀，你们该怎么上课就怎么上课，我只不过拍两张你们上课的情景。”老师说：“上课，那就教你们一个生词——欢迎，大家写下来，我看看谁写的好。”

王苗：孩子们写完就举起来了。

1991年9月，陕西省绥德县楼沟村小学的学生们在窑洞里上课，每人都有一块石板当写字本用。摄影/解海龙

解海龙：我赶紧拍了一张，后来又拍了一个特写。我说老师您这个是错字，他问哪个字错了？我说欢迎的迎多了一点。他说不好意思啊，我就只上过两年学。我说其他的老师呢？他说有的上城里打工去了，有的当保安了，回来还都盖了房子，我一看学校没人教书，我就去了。

这个故事让我特感动，回来后我找到上海东方电视台，搞了一个义拍节目，就是把我的一架相机进行拍卖。节目中我讲述了三个故事，一个老师的故事，一个山里孩子的故事，还有一个社会上的感人故事。讲完后开始竞买相机，从800块钱一直加到5万块。我当场宣布，竞拍的款项给山里的老师做路费，请他们来浙江，我们将在那儿建一所教师培训学校，全场人鼓掌，我又跟买我相机的人合了影。

后来在浙江嵊峙岛上盖了一所教师培训学校，第一批的53个老师，从各地来到岛上参加培训。

王苗：拿这个钱培训这些老师？

解海龙：不是，拿这笔钱作为他们的路费，那是第一届。到现在有11万多山里的老师，都来到……

王苗：到嵊峙岛那个学校？

解海龙：后来就不在圣寺了，项目越做越大，改在上海搞了。第100期的时候我参加了，我说这个学校我特别有感情，因为从第一期开始我一直跟踪参与。

王苗：海龙，这么多年知道你一直在拍这样的故事，你的辛苦就不用说了，我知道你把你自己的身家都捐了，看到贫困的孩子们，就心酸落泪，恨不得把兜里的钱全掏给他们。

解海龙：我是这样看的，首先得对得起良心。最开始我也追逐小功小利，想出名得奖，那不也正常么。喜欢一个艺术门类的人都愿意做出点成绩。但在这个过程中不断地向老同志学习，向做出一些贡献的人学习，自然而然有了转变。

1991年9月，陕西省绥德县楼沟村小学的学生们在窑洞里上课，每人都有一块石板当写字本用。摄影/解海龙

2006年9月，四川省凉山州布拖县乌衣乡阿布洛哈村，家长盼望着孩子们早日成才走出大山。摄影/解海龙

有人说是你帮助了“大眼睛”。我说不是，我就是一个普通的摄影爱好者，是在实践中，一点一点的有了担当，社会对我逐渐认可。大家表扬我的时候，我就觉得农村孩子们也是需要表扬的，你越夸他，他就越进步。试想一下，如果老有人在说我这个不对那个不好，我可能也没有这份决心坚持下来了。

鼓励更多人去做公益

王苗：“希望工程”10周年、20周年的时候，你都获评最佳贡献奖，改革开放20周年的时候，还入选了央视改革开放20年20人。

解海龙：这是大家鼓励我，说明我做这件事做对了。那时候我没钱，只有一个相机，我用作品鼓励更多人去做公益。

有人问我说你捐了没捐？我的第一笔稿费，是《跨越世界的丰碑》的图片费，我记得是1350块，全部捐出。

我想得很明白，要想挣钱，就要离“希望工程”远点，不要拿“希望工程”去挣钱。

领到这笔钱的时候，我们以五个人的名义捐款，就为考核一下“希望工程”，看他们办事有没有纰漏。三个月后，我收到了信，我妈妈、我岳母、我媳妇儿和儿子都收到了来自青海的信。给我的那封上写着：敬爱的解海龙（不知道称呼您为爷爷还是叔叔）……你看他们不知道我是谁，给我妈妈写的，敬爱的杜木兰（不知称呼您是阿姨还是奶奶），在这个关键的时候给我们钱了，我终于上学了，这是我的学习成绩单……

我拿着这些信到处去讲，看见了没有？孩子们跟我们来信了，那是我做的一次测试。大家说你这种调研的方式恰恰测量了青基会做的工作细致不细致。

有一次我获得全球摄影大奖，直接把8000美元的奖金送到青基会。公益的路上可能也有坎坷，有时候社会对某些公益组织的透明度产生怀疑，我就会理直气壮地站出来，以自己的方式带个头。

还有一次一位国际买家花30多万人民币买走我的作品，我第一时间就给我媳妇打电话，我说这个钱怎么办？我媳妇说一个字——捐。我说有30万呢，恰好能把咱们家买房的那个贷款给还上……

王苗：得来不易。

解海龙：我媳妇说，还是那句话，想挣钱就离“希望工程”远点。

我把这笔钱捐完之后，获赠方在西藏改造学校，一下子给摄影界赢得了荣誉。其实比捐款数目更重要的是永葆一颗帮助人的心。

刚才提到的“大眼睛圆梦群”，就是把热心公益的人集中到群里来，让有时间、有耐心的人，在这里边负责一些协调工作。

我们拍故事、讲故事，直接放到网上，大家收到捐赠的被褥、书包等生活学习用品，都转给“圆梦群”的负责人。负责人把这些物品整理好，在群里进行公示，捐款是多少，买的什么东西，然后再寄给有需要的孩子们。

2017年5月，河北省涞源县东团堡中心学校。“希望工程”第一名受助生张胜利学成回到家乡从事教育工作，如今此校已经开始试行15年免费教育。摄影/解海龙

2010年5月，陕西省米脂县印门乡峁圪塔村小学的教室里张贴着“实现资源共享体现教育公平”的标语。摄影/解海龙

有一年，我们准备了1000个书包给山里的孩子，当地有一个老师给我打电话说我们这儿有495个同学，我说好，我给你们送去495个书包，结果他说给个整数行吗？

我问为什么？他说我们好有点机动，我说495个就是495个，你不要再拿这个去做别的事去。等到了那儿以后，他们又提出能不能只发给成绩好同学，比如每班里给10个人，以此激励那些成绩不好的学生跟他们学习。我说教育应该是公平公正的，更何况爱心？你要是只发给成绩好的同学，他们拿着书包高高兴兴回去了，可那些没有得到书包的孩子回家可能就是一顿打骂……

王苗：真有可能。

解海龙：当这些书包背上孩子肩头时，我看着家长，他们就好像得一大奖似的。我说孩子要让他从小就获得关爱。

王苗：对的，关乎公平的爱心，这是教育的重要一环。

封面：2017年9月10日,解海龙一行在四川布托县哈布洛哈村（麻风病人集中生活区）进行拍摄。摄影/王智敏

（编辑：吴为）